郭台铭的破窗效应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媒体、工会组织用自己的标尺丈量出的富士康都比想象出的形象要高那么半尺时，是否就构成了“平衡”或失声的充要条件？

　　半年内超过10位员工跳楼自杀，富士康眼看就要成为“全民公敌”了。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曾提出一个“破窗效应”，意思是，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楼里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种虚无缥缈暗示性的纵容，结果更多的玻璃被打碎了。

　　现在，60岁的郭台铭和他旗下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正遭遇着破窗效应。半年内超过10位员工跳楼自杀，富士康眼看就要成为“全民公敌”，这让郭台铭这位“台湾首富”很是不爽。因为这搅乱了他的好心情：比他小24岁的娇妻曾馨莹继为他生下一个宝贝女儿后，再有身孕。

　　富士康究竟是不是“血汗工厂”？我认识的几位曾对富士康强烈质疑的朋友，这两年都曾到过富士康调研，他们的结论是，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在珠三角属于中上，如果要称之为血汗工厂则有些委屈。我将信将疑，怀疑他们在富士康的调研路线是被控制的。到了2010年4月，我所供职媒体的一名实习生，“卧底”进入富士康做工人，一呆就是近1个月。他出来后，感受与我几位朋友完全一样，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但为了“平衡”，编辑很牵强地在导语中把富士康苛刻一面的细节给提炼了出来。

　　一个非常微妙、不易被觉察的现象是，媒体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也想从富士康身上挖掘出点什么。据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深圳市总工会等都试图从媒体对富士康的调查报道中挖掘些可以构成他们发声条件的细节，但遗憾的是，他们最后说没找到，因为富士康的环境是“中等偏上”。

　　你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标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媒体、工会组织用自己的标尺丈量出的富士康都比想象出的形象要高那么半尺时，是否就构成了“平衡”或失声的充要条件？就像人们一方面对官商勾结深恶痛绝，一方面又对黄光裕一审被判14年徒刑表示同情一样，对郭台铭，媒体和工会一方面对工人境遇富有同情，一方面又对富士康手下留情。

　　这并不是说要痛打落水狗，而是说，当心里的坐标系是预设的，格局自然就是小格局。如果放在整个台商企业，或世界500强全球各国代工厂的坐标中，富士康还是你想象中的富士康吗？

“N连跳”最大的悲哀还在于，无论再多的悲剧上演，中国内地代工厂工人群体自己很难主动找到一个发声的渠道或方式。他们只有等着媒体来关注，等着更严重的事件发生时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而即使如此，你所在的工厂，还必须是富士康或玖龙纸业这种首富大佬旗下的工厂，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效应。说句不尽恰当的话，“N连跳”可能会跳出一个全新的富士康，但更多的代工厂呢？

　　我想起了被称为“台湾经营之神”的王永庆。我在《王永庆管理日志》一书中提到一处细节，1980年代开始，他就给台塑工厂里的员工每年发4.5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超过了一些台湾同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了，然而，一二十年过去了，同行企业中美和石油、以苯等给员工的年终奖都是14个月工资了，台塑仍按兵不动，年终奖不与企业效益挂钩，结果员工们终于有一天无法忍受，2005年开始游行示威，工会抗议。王永庆不得已，只好自掏腰包，将2004年年终奖提高为6个月的工资并发放“礼盒”。

　　与台湾地区相比，内地的世界工厂是另一个世界，一来你别指望同行的员工待遇先行高于你——大家比的是均贫而非均富，二来，工人们永远也不会像台塑工人们一样犀利畅快地行动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9年11月10日，我在台北参加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时，遇见郭台铭，他说，创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创意发现、落实创意、经过市场检验和拓展事业版图。如今他的富士康在“市场检验”中，好多窗户的玻璃破碎了，虽然抑制这种“破窗效应”的，不应只是郭台铭一人。但却亦不能因为富士康的条件比预想中要好得多，就停止发声和追问（当然“追问谁”和“如何追问”，成为两个技术命题）；这应当是一次中国式“世界工厂”自下而上变革的契机，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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